北京迎来“环保代市长”

在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决战年”，北京来了一位新的代理市长。

2017年5月27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的消息一出，北京人纷纷在朋友圈刷屏，表示期待蓝天。

半年内，环保部正副部长先后赴任北京、河北两大空气污染严管区。有环保系统人士认为，这既为京津冀跨区域合作治污铺平道路，也彰显着中央狠抓京津冀污染治理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梳理发现，自2014年以来的3年间，包括陈吉宁、李干杰在内，至少有6名环保系统厅局级及以上官员赴任各地党政要职。

1、环保部长这两年

在北京，从环保部所在的平安里到北京市政府办公地东交民巷距离只有5公里，陈吉宁从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到履新北京市代市长，走的路也并不算长。

2017年5月27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陈吉宁任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这距离他上一次从清华大学校长调任环保部部长，仅有2年零3个月。

会上，已升任市委书记的蔡奇推荐陈吉宁时评价其“视野开阔，改革创新意识强，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抓工作力度大”，担任环保部部长以来，“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则认为此任命是“领导干部任用的高知化、高学历化”的表现。

“抓工作力度大”是在环保部工作的人明显能够感受到的。一位从环保部派出机构借调到相关处室的工作人员回忆，到了天黑，很多办公室的灯都亮着，借调半年，休假时间屈指可数。2015年冬，京津冀连续遭遇重污染天气，一名华北督查中心负责河北的工作人员戏称，家里凳子还没坐热，接到命令就又要回到河北。

陈吉宁在环保部上任的首场座谈会上，就对媒体承诺，“今后环保工作要把环保执法过软翻过来，要让守法成为常态”，两年后回顾时，他称“环境守法的态势正在逐步形成”。

这两年间，“强势环保”成为环保工作的关键词。在从“督企”到“督政”，新环保法提出“按日计罚”，中央环保督察、各地环保督查成为常态，约谈地方主官也成常规手段，据媒体统计，仅在其上任的第一年，平均每21天就有一个城市被约谈。

环保系统内，也显示出陈吉宁“敢于担当、敢于碰硬”的作风。358家“红顶”环评机构全部“摘帽”，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开展垂直管理试点。

另一大亮点在于信息公开。近年来，大气、水环境等质量数据正在逐步公开。记者们的感受是，收到通稿和材料的频率更高，“大小吹风会、发布会隔两三天就有一个，重污染期间更是天天往部里跑，以前很罕见。”

就在前不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收到了河北一批高架源实时监测数据公开的消息。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与陈吉宁座谈时，马军曾提出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陈吉宁上任后，大力推动信息公开的缩影。“行政命令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利益纠葛盘根错节，破除一堵一堵围墙非常困难，信息公开就好比直接掀掉盖在围墙上的厚顶，效率远高于前者。”

高压之下，环境问题有所改善。作为大气污染重灾区的京津冀区域，2015年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0.4%，2016年同比下降7.8%。尽管如此，北京仍然“压力山大”。根据“大气十条”2017年减排目标，北京PM2.5浓度需要下降25%，年均浓度达到60微克/立方米。

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用了两个“很难”形容：“现在北京能采取的基本措施，可以说都已经用完了，在基础手段上再加码，措施见效有滞后性，并不能立竿见影。”他预估，散煤治理还要一年半到两年，污染企业清理、取缔到位也还要两到三年，加之周边地区污染物的影响，达到“大气十条”年均浓度的目标，北京还需要两到三年。

可以说，陈吉宁调任北京的这一年，正是北京实现“大气十条”目标的决战之年。此前北京市环保局局长方力公开表示：“北京将以超常力度治理大气污染。”而在2017年31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北京市是唯一一个将环保压力排在“问题和困难”第一位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依然突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垃圾污水治理任务艰巨，治理‘大城市病’还要下很大功夫。”

陈吉宁要在北京解决的，正是他本人早在多次调研北京时指出的问题：“首都北京的环境质量能否改善，关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关系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关系我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形象。”

▲2017年3月8日，全国两会期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部长通道”上回答提问。（东方IC/图）

2、正副部长先后赴任京冀

尽管陈吉宁是北京首位具有环保工作经历的市长，但他并非环保系统唯一一个调任地方的官员。仅在半年之前，时任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的李干杰就赴任河北，被任命为河北省委副书记。根据公开报道，其工作内容主要集中于扶贫与环保。

李干杰此去河北，在彭应登看来，其任内的最大亮点在于推动了“1+18”一揽子方案，即《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和18个专项实施方案。方案中，河北提出要“挖病根”，18个专项涉及工业企业退城搬迁、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燃煤锅炉治理、劣质散煤管理等多个核心问题，任务清单把工作量化到部门、街道甚至企业等相关单位。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河北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参与了意见制定的整个过程，在河北工作三十余年，任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也近十年，他形容此举为“下狠手”，称河北治霾力度前所未有。

2017年5月初，在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培训班结业式上，李干杰强调“以决战决胜姿态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这与北京的“决战之年”步伐统一。

最新消息是，2017年5月31日，李干杰赴任环保部党组书记。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联防联控的机制早已实施数年，但它的局限性却饱受熟悉其机制的专家诟病——并非紧密型的实体部门，没有专职人员，多为北京牵头主导，更多起到协调作用，缺乏强制力。彭应登认为，这就导致了联防联控措施的低效能，让效果大打折扣。

在最近一次中央深改组会议上，会议决定将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彭应登介绍，这一新的实体机构是专注治理大气污染的“京津冀大气环保局”，独立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设有专职人员，最可能的形式是类似华北督查中心的环保部派出机构，有望在2017年下半年设立。对比此前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新机构侧重于常态化污染治理、制定统一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冉冉博士曾对环境政令难以协调推进的原因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环保行政管理体制的责任碎片化，让部门、地方间很难进行有效的合作。有环保系统人士认为，李与陈先后空降河北、北京，既为京津冀跨区域合作治污铺平道路，也彰显着中央狠抓京津冀污染治理的决心。

3、“GDP和环保不再是矛盾体”

环保系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弱势部门。据《新环境》杂志2014年统计，在此前近20年中，全国有99位环保厅局长先后卸任。其中真正意义上官升一级、由正厅级升迁为副部级的，只有1位；由厅局长调任地市委书记、市长的也仅6位。其中4位是转任市委副书记，只有2人直接转任市委书记一职。

四川省环保厅宣传教育服务中心主任曹小佳曾在《中国环境报》撰文提到该省的类似情况，2014年以前的近10年里，四川省21个市州环保局长职位，在任和离任的环保局长有五十多位，但已知在环保局长岗位上得到提拔任用的只有1位：提拔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曹小佳这篇文章写道，在环保系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一个领导无论多么优秀，只要到了环保部门，就意味着职业官员生涯的终结。究其原因，环保干部普遍认为，环保部门拥有环评、执法、总量考核等权力，都是“说不”的权力，实际就是得罪人的权力。四川省环保厅原厅长姜晓亭就曾说过：“环保干的是好事，当的是恶人。做环保工作，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失职，要么得罪人。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结局都很难看到政绩。”

而近几年，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环保部门越来越受到重视，话语权得到提升。

南方周末梳理2014年以来的环保系统官员离任去向发现，3年来，包括陈吉宁、李干杰在内，至少有6名环保系统的厅局级及以上官员转任党政要职。新疆环保厅原厅长哈丹·卡宾在任环保厅长一年后，即履新阿勒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云南省环保厅原厅长姚国华2015年10月调任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现任宁夏吴忠市市长的喜清江曾任宁夏环保厅厅长；现厦门市市长庄稼汉，更是在福建任环保厅厅长后，两次转任地方党政一把手，此前在南平任市委书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的团队曾经搜集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根据这项统计，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今转任要职的环保官员增加，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GDP和环保不再是矛盾体。”竹立家说。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观察到了人事任命的新趋势，即把专业的事交给懂行又具备管理素质的人来做。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走马上任不到半年便逢山西发生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他临危受命出任山西省长，后大刀阔斧改革，当地民众称其为“安全省长”。而今在生态文明建设、污染治理的严峻形势下，张希贤认为，侧重选拔专家型干部是把短板抓了起来，提高了执政素质。

张希贤认为，这与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工作逐渐受到重视有关，环保系统官员“干得好，依然是有上升渠道的”。